中国大熊猫保护60年的世界贡献

　　11月17日，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成都揭牌。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是在整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家科研机构资源基础上，聚集全国大熊猫科研优秀团队，打造的大熊猫科研合作交流世界级平台。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大熊猫保护。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建设于1963年启动，20世纪80年代成功开展迁地保护、90年代实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工程，及至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非凡的60年。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已从“濒危”降至“易危”，大熊猫保护提供的经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里程碑式的成功案例。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大熊猫们(黄山 摄)

　　迁地保护，创建本底资源开展保护研究

　　1953年，我国就开始在动物园开展大熊猫的人工饲养，然而圈养大熊猫的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存活难等问题无法突破。直到1995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破解圈养大熊猫“三难”密码后，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得以长足发展，大熊猫的迁地保护体系逐渐成熟。

　　“圈养大熊猫为我国开展大熊猫一系列延伸性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本底，除了保存种源功能外，也为国际交流合作、野化放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反哺野生种群的能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专家魏荣平介绍。

　　随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等体系逐步构建，我国圈养大熊猫从最初的10只发展壮大到目前的670余只，已拥有一个健康有活力、遗传结构合理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基本实现了该种群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这为世界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中国依托圈养大熊猫开展了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现已与奥地利、日本、马来西亚、韩国、俄罗斯和卡塔尔等国家动物园建立起科研文化交流通道。搭建了全球最大的大熊猫科研合作平台，科研合作成效显著。打造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的世界展示窗口，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推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与全球共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在一节探秘国宝的“青团”科普教育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如何从大熊猫粪便中获取重要信息。这让孩子们既科学地认识了大熊猫，又生动地理解了大熊猫保护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依托圈养大熊猫科研开展的大熊猫科普教育宣传已成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重要职能之一。大熊猫志愿宣讲团成员周强说：“作为大熊猫科研工作者，论文不只写在实验室里，还要写在大地上，写进人们的心里、思想认同里。”让全社会都科学、正确认识和保护国宝大熊猫，不仅是一种心愿，更是一种使命。

　　目前，我国建成了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为主体的圈养大熊猫种群繁育发展体系，并借助分子遗传学技术和国际先进的谱系管理理念，合理安排繁殖计划，推动种群单位间的基因交流，种群发展的重点从单纯的数量增长向提高遗传质量转变。

　　2016年1月11日，野化培训大熊猫母子迎来初冬时节的第一场雪 (何胜山 摄)

　　野化放归，贡献遗传多样性复壮野外种群

　　1997年，在首次圈养大熊猫回归野外可行性研讨会上，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放归，是复壮和重建野生种群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对受威胁和濒临灭绝物种有重大意义。”“把圈养大熊猫放归到野外，能很好补充野外种群数量，增加种群遗传多样性，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是大熊猫人工繁育的最终目标。”野化放归作为大熊猫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成为广泛共识。

　　200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2010年，随着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大熊猫野化放归迎来了最佳重启时机。“母兽带仔”新野化培训方法取得重大突破，中心在卧龙核桃坪建立首个野化培训基地。

　　“让有野外和育幼经验的母兽在自然环境下产仔，让放归个体跟随母亲成长，习得野外生存技能，整个过程减少人为干预和影响，保持幼仔的野性。”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化放归项目执行负责人吴代福说，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培训，能让野化个体在艰苦的野外环境条件下存活下来。

　　身着伪装服的工作人员将完成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宝宝装入特制的运送背筐中 (邱宇 摄)

　　经过两年的培训，2012年10月，全球首只在卧龙野化培训场出生的熊猫宝宝——雄性大熊猫“淘淘”，植入身份识别芯片，携带GPS颈圈等装备，被放归到种群密度极低的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奔向野外独自求生。“淘淘”成为第一只通过“母兽带仔”方法成功野化放归并存活的圈养大熊猫，这一步对于中国大熊猫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

　　考虑到雌性大熊猫是潜在的繁殖资源，更容易被野生种群接受，此后的放归都以雌性为主，2013—2015年，大熊猫“张想”“雪雪”“华姣”陆续被放归。2016年，我国首次同时放归“华妍”“张梦”两只雌性大熊猫。随着项目逐步开展，大熊猫野化和放归关键技术体系逐渐形成，放归工作从栗子坪所在的小相岭山系扩大到岷山山系。2018年，大熊猫“琴心”“小核桃”被放归至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近2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完善的大熊猫野化培训技术体系和放归监测技术体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共有11只圈养大熊猫经野化培训后被放归野外，其中9只存活，实现了大熊猫放归史上的重大突破。

　　大邑风光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国家公园，更完整保护生态系统

　　从青藏高原东缘沿横断山往北，延展到秦岭，这块狭长的区域是野生大熊猫最后的原始家园。在这片区域，我国陆续建成了67个大熊猫保护区，形成了大保护网络。得以保存的原始森林，庇护了包括大熊猫在内的8000余种珍稀野生动植物。

　　虽然大熊猫保护在过去数十年间成效显著，但栖息地碎片状导致种群间的“孤岛化”，仍是野生大熊猫生存面临的严峻考验。大熊猫国家公园为大熊猫及其伞护物种，打造了一个完整、连续、广阔的家园，这为破解野生大熊猫的生存危机提供了新机遇。

　　纳入国家公园保护的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总数的71.89%。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监测队员杨文刚、曾永兵在牛头山开展野外调查时，一天之内目击3只野生大熊猫。“两个偶遇大熊猫的地方相距约1000米，前后不到3个小时。”杨文刚说。这是当地野外偶遇大熊猫频率最高、数量最多的一次记录。

　　不仅是卧龙，在雅安片区，“村民偶遇大熊猫半夜出山”“游客偶遇野生大熊猫上树”“村民在自家玉米地偶遇野生大熊猫”“野生大熊猫做客村民院子”等新闻频上热搜。唐家河片区的巡护员们在发情季追踪大熊猫，曾连续两天拍摄到野生大熊猫求偶画面。从2021年首次记录，至今他们已拍摄到6次大熊猫发情求偶画面。

　　“我们在一些区域开展了大熊猫DNA个体识别，结果表明，各区域的个体数量都有增加。随着增加个体逐渐扩散，使得野生大熊猫活动范围发生扩展，这也是可遇见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大熊猫重点区域监测报告显示，近几年，野生大熊猫数量增加，同域物种遇见率增长明显，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保护向好。

　　为修复大熊猫破碎的家园，提高局域种群的稳定遗传多样性，降低微小种群灭绝风险，大熊猫国家公园规划建设大熊猫走廊带，即在涉及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之间联系的关键地带设置走廊带，让相互隔离的小种群可以“自由串门”。国家公园中的红外相机监测体系与自然保护地网络，为大熊猫走廊带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已完成9条大熊猫走廊带和7处野生动物通道建设，恢复植被128.5平方千米，为大熊猫相互隔离的小种群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保护大熊猫的意义早已不止于保护大熊猫本身。从简单保护到研究性保护，从保护管理到生态系统治理，大熊猫保护见证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贡献。

绿色发展编辑：李欢颜